作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阿爾茨海默病正在悄然影響著全球的每一個家庭。

   時間每過去3秒，全世界就會有1人進入阿爾茨海默病的世界，陷入記憶喪失的煩惱。

   更為可怕的是，阿爾茨海默病還是一種致命型的癡呆癥。相關數據統計，2018年，美國有12萬余人死于阿爾茨海默病，而2000~2018年間，美國因該病死亡的人數增長了約146%。

   中國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據統計，2006~2016年的10年間，阿爾茨海默病的死亡人數增長了約57.8%。 

   在這些數字的背后還有著讓人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困境。一方面，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價格昂貴，進入醫保的藥物有限，長期用藥成為很多患者家庭難以承受的“經濟包袱”。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藥物治療，長期護理便成為提高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生存質量和減緩疾病進展速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長期護理并未被納入醫保范疇，不堪重負的經濟負擔讓患者在醫療、護理機構面前望而卻步，被迫在家中接受保守治療。

   這種“溫柔的絕癥”正一步步侵蝕著每一位老人對人世間的“印記”。

不能不算的“經濟賬”

   美國阿爾茨海默病協會發布的《2020年阿爾茨海默病事實和數據報告》指出，到2020年，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癡呆癥將使美國損失3050億美元；而到2050年，這一數據可能將高達1.1萬億美元。迅速增加的數字正在使這種無法被治愈的疾病位列美國最昂貴的疾病之一。 

   這絕非危言聳聽。早在2018年4月，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賈建平團隊曾聯合國內30個省、市、自治區的81家中心，對2015年中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人均年花費、阿爾茨海默病所致總費用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中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人均年花費為19144.36美元，其所致社會經濟負擔總額高達1677.4億美元。預計到2050年，我國阿爾茨海默病的經濟負擔將達到9.12億美元。

   無獨有偶。今年年初，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吳成翰給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算了一筆經濟賬，結果與賈建平的調查結論不謀而合。吳成翰表示，阿爾茨海默患者需要長期服藥，以福建省為例，按每個月平均測算，患者僅藥品就需花2400元左右，加上掛號費就要3000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頭顱核磁共振檢查、血液和腦脊液等生物標記物檢測及日常的營養改善等費用，一年大概要花10萬元左右。

   “沒有工作的老年人可能會因承擔不起這些費用而選擇放棄治療，這會使患者病情加重，也會使其生活質量下降。”吳成翰指出。

   為此，吳成翰建議，將阿爾茨海默病納入福建省醫保特殊病種范圍。這樣，“報銷額度會更大、范圍更廣，從而能減輕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

“入保”困難重重

   盡管人們對阿爾茨海默病納入醫保體系抱有美好的期待，但想“入保”其實沒那么簡單。

   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我國的醫保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在一些省、市及自治區，阿爾茨海默病并未被納入醫保范圍。

   “納入醫保與自費在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治療方面差距很大。”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認知障礙性疾病科主任醫師張巍在接受《科學新聞》采訪時坦言。 

   她介紹，目前進入北京醫保范圍的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膽堿酯酶抑制劑，包括安理申（多奈哌齊）及艾斯能（卡巴拉汀）；一類是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拮抗劑，如美金剛。這些進口藥價格昂貴，一盒大多在千元左右。“有醫保的患者按照報銷比例，大約只用付百元左右；而自費的患者就很難承受長期服用這些藥物所帶來的經濟壓力。”

   除了進口藥以外，還有多個國內廠家生產的多奈哌齊仿制藥，這些藥物經過一次性評價達到標準后也可進入醫院。“這類仿制藥的出現就是為了讓更多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能夠吃上藥，堅持治療，改善臨床癥狀。”張巍說。

   去年年底，我國原創的阿爾茨海默病新藥“九期一®”正式在國內25個省的151家門店同步上架開售。 

   該藥目前尚未進醫保，單盒定價為895元，月費用約3580元，一年約4萬元。盡管患者可憑醫生處方在全國各大專業藥房（DTP藥房）購買，但大多數老年人并不只有這一種疾病，因此，經濟負擔仍然沉重。

   不過，一種新藥想進入醫保絕非易事，需要經歷一系列嚴格的考核及“驗明正身”的過程。“醫保相關職能部門、醫院及廠家等在患者的需求、專家的呼吁、產品的價格確定及醫療基金支付能力等多方面達到共識后，新藥才有可能進入醫保目錄。”張巍指出，“這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長期護理難“入保”

   截至目前，阿爾茨海默病仍是一種無法被治愈的疾病，其病情呈進行性的發展決定了患者對于醫療的需求——患者不僅需要長期就醫服藥，更需要長期護理。

   相較于藥物治療，花費在護理與照顧患者上的費用其實要更多。賈建平的調研就曾指出，2015年，在我國阿爾茨海默病所致社會經濟負擔總額的1677.4億美元中，超過 67% 是交通、住宿及家庭日常護理等非直接醫療費用，而這些費用則完全由患者家庭承擔。

   環顧全球，世界上已有不少國家將長期護理納入醫保。比如，德國是第一個將長期護理保險設為醫療保險品種的國家。經過十幾年的探索與實踐，德國將長期護理的保險算為非全額險種，即個人和企業各承擔一部分，其中個人承擔得較少。該政策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實施，覆蓋了所有需要護理的人群，而不只是老年人。

   回到中國，想要將長期護理納入醫保是“很有挑戰性的”。在張巍看來，中國正在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國情，“這么有限的醫保資源要顧及中國這么大的‘盤子’”，確實頗有難度。

   “需求和支付能力之間的差距是醫保的一個永恒的困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在接受《科學新聞》采訪時一語中的。

   值得慶幸的是，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風險，解決失能人員的日常照料和長期護理難題，2016年，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了《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決定在15個城市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

   目前試點的成效已初步顯現，其有力減輕了失能人員個人及家庭的經濟和事務負擔。失能人員也包括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因此，可以將該意見的試點及探索視為是對阿爾茨海默病長期護理“入保”的有效嘗試。

   不過，張巍也指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要在全國推開還有不少困難。除了考慮中國的國情外，還要對不同的老化疾病以及疾病的輕重緩急進行政策傾斜。“老年人有很多其他疾病，每一種疾病的輕重緩急各不相同，將政策傾斜到像阿爾茨海默病這種慢性、進展性疾病上是否可行，這需要全局考慮。”

   此外，在全國推廣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還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例如，什么樣的患者、都有哪些疾病、具有什么癥狀及達到何種程度，都需要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來界定，否則就很可能造成有限醫療資源的浪費。”張巍解釋道。

   朱恒鵬也指出，考慮到失能和半失能群體數量巨大，“盡可能地發展適合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多樣化的長期護理保障機構，也是一種可行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