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28歲的時候，正處于攻讀博士學位的中途，我的生物鐘響了，我理性的自我思考，“嗯，不是一個好時機。事實A：我喜歡研究并想在學術界發展。事實B：我們系只有兩位女教師，她們都沒有孩子。”所以，我推遲了要孩子的計劃，打算在“事業中斷”之前獲得終身職位，并至少發表十幾篇論文。但是身體反應等不及我的事業了。當34歲時看到驗孕測試上出現的那條細藍線時，我欣喜若狂，但也為自己將要面對的職業妥協感到恐懼。

   母親的身份確實暫時讓我遠離了自己的研究。但現在我作為一個科學家母親已經有7年了，并且我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我的孩子實際上幫助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科學家。

   第一個兒子Murray是在我第一個博士后結束時出生的，這啟發了我發表文章。在那之前，我幾乎完成的博士論文已經在我的筆記本電腦里擱置了將近3年。我在偏遠的亞熱帶地區進行的土壤科學實地考察每天都很緊迫，這讓我偏離了游戲的核心規則：要么發表，要么滅亡。休幾個月的產假讓我意識到，如果我想繼續在學術界工作——我確實做到了——我需要把自己的工作納入文獻。對于一個發表文章很少、沒有工作可做的新手母親而言，被迫永遠離開科學界似乎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前景。因此，當我找到第二個博士后并“重返工作崗位”時——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真的，考慮到24小時母乳喂養的需求以及我的新家庭要遷往海外——我優先考慮了發表論文。

   在我第三個博士后期間，第二個兒子Rory的出生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給了我進行創造性思考的空間和時間。經過26個小時超人般的耐力才把他接生出來，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無所不能。幾個月后，我開始跑步。現在，4年過去了，我每周繞著公園悠閑地跑幾圈，是我最寶貴的工作時間之一。隨著風景的變換，我的大腦開始運轉，創意不斷涌現，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也逐漸成形。在其他方面，孩子們也將創造性思維時間帶入了我繁忙而超常的科學家日程安排中。送Murray去學校，推著Rory蕩秋千，以及家庭假期的強制休閑，所有這些都為科學思想的產生創造了最好的時間。

   我的孩子還給我介紹了一些有助于自己工作的技巧。例如，在Murray上學的第一年，他的老師教他關于綠十字的知識。當他發現很難集中注意力時，他可以看著教室墻上的綠色十字，數到10，然后把注意力轉回老師身上。這個簡單技巧的一個“變體”可以幫助我在一整天的會議和下午晚些時候的會議中保持專注。當走神時，我會在房間里找到某種東西作為自己的“綠十字”，然后我就會回到手頭的話題。今年早些時候，我和我的伴侶安排了一個約會之夜去參加“父母情商”研討會。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工作中，它都是無價的。對情商的了解讓我意識到，不同的情緒最適合自己工作的不同部分。根據我一天的情緒節奏來安排自己的任務，并在需要時調整自己的情緒來配合手頭的任務，這些都有助于我變得更有效率和更滿足。

   我不否認生孩子會阻礙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職業發展，而且性別偏見依然存在。但我希望通過分享我的孩子如何改進我的研究實踐，我可以幫助改變研究機構的文化。孩子不僅僅是職業生涯的中斷，父母可以作為更有洞察力和更有效的科學家重返工作崗位。■

Samantha Grover是位于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拉籌伯大學的研究員。她與科學家父母Emily Nicholson、Sharna Jamadar和Susanna Venn合作提出了這些想法。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8.6369.1486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17年12月15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58.6369.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