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第一天，我坐在巨大的報告廳里，感到極不自在。作為家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上大學的人，離開馬來西亞農村的家去新西蘭學習是一件既興奮又令人害怕的事。我希望自己能像同學一樣自信和善于表達。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的應對之道是通過同化、放棄“舊我”的一部分、重塑自己的身份來融入其中。我調整了自己的口音，聽起來像我的同學；我謊稱我叔叔是醫生；我結交了朋友。但有意識地改變自己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令人筋疲力盡，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還有別的辦法。

   當我來到美國讀研究生時，我再次改變了自己的身份。當我的實驗室同事提到我從未聽說過的經典美國電影或書籍時，我會意地點點頭以掩飾自己的無知。我學會了如何進行閑聊。我開始只介紹自己是Ethan——我用的美國名字——而不是我正式的“聽起來有民族特色”的名字Chee Kiang。這些行為花費了我本可以用在學習上的精力，但我沒有其他選擇。

   當在研究生院第二年擔任助教（TA）時，我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對我的評價全是對我口音的負面評價，而對我的教學卻只字未提。我感到很尷尬，但這次我決定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種情況。我以前想要融入社會的沖動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缺乏自信，但這些年來我已經成長起來了。我改變了兩次身份；我不會再這么做了。

   所以，我沒有改變自己的口音，而是學會了放慢自己講話的節奏，并重申重點。我的許多學生變得更投入了。他們開始在我的辦公時間出現，向我尋求幫助，當他們看到我在教室外時，就開始和我交談。我意識到我不需要改變自己的口音來被理解。同化并不是唯一的選擇。

   從那以后，我不再壓抑自己作為第一代國際學生的身份，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力量。因為多走了這些路，所以我應變能力增強了。因為已經克服了額外的障礙，所以我堅持不懈，適應力變強。

   在整個學術生涯中，我覺得我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讓別人看到自己、聽到自己。這種壓力可能是沉重的。但它也激勵我抓住機會并承擔責任，幫助自己成長為一名科學家和專業人士。作為助教主持額外的辦公時間，當有空的時候，我會在YouTube上觀看研究研討會，并自愿組織部門務虛會和研究座談會。這并不容易，但一路走來我學到了很多。

   我希望像我這樣代表性不足的學生在學術界有一個奮斗的機會——現在我有信心幫助實現這個目標。今年夏天，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威脅要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驅逐一些國際學生。和在美國的許多國際學生和學者一樣，我覺得自己被遺棄了、被背叛了。所以我采取了行動。我給系主任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建議今年的務虛會強調多樣性——在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國籍、社會經濟地位等等方面的重要性。令我高興的是，我的建議被接受了。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學生和教師們就學術界的不平等進行了富有成果的對話，并贊揚了來自校園內外不同研究人員所開展的美麗的科學研究。

   我仍然在神秘的、迷宮般的學術世界中跌跌撞撞，但現在比那個認為自己不屬于那個報告廳的20歲的年輕人更有信心了。我和我所有的同齡人都不一樣——這沒關系。■

Chee Kiang Ewe是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博士生。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10.1126/science.370.6522.1366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0年12月11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epdf/10.1126/science.370.6522.1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