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好嗎？”我的首席研究員問我。在一次會議期間，我在他的辦公室里哭了起來。“你好像不太好。”他是對的，但我還沒準備好在他面前表現出脆弱，所以我回避了這個問題。

   當我指導本科生時，我很重視在個人層面上與他們建立聯系，并在他們似乎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在過去的一年里，我一直渴望有人能為我做同樣的事。可是當它最終到來的時候，為什么我沒有接受呢？

   在我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三年，事情開始走下坡路。我的科學研究沒有按計劃進行，而且我與一位同事發生了長期的沖突。下午1點，我躲進實驗室，把臉藏在頭巾里，戴著耳機，以掩蓋周圍的閑聊。我停止在會議上發言，我工作的質量和數量都下降了。我低垂著雙眼，步伐緩慢、姿態萎靡，試圖發出自己需要幫助的信號——但沒有人伸出援手。在實驗室同事看來，我可能只是有些壓力或顯得疲憊。至于首席研究員，他似乎不想窺探我的私生活。我感到孤獨和無助，猶豫著要不要分享我的掙扎，因為我不確定是否有人在乎我。

   有一段時間，我的本科生們促使我正常工作。他們的好奇心促使我計劃實驗和閱讀論文。我對他們的責任迫使我下床進入實驗室，在那里我放下痛苦，偽裝成一個鼓舞人心的導師。我熱情地詢問他們的課程和周末計劃、課外活動和畢業后的志向。這給了我一種安慰：如果我不能在科學上取得成績，至少我可以對學生的職業軌跡產生影響，并在他們面臨挑戰時支持他們。

   例如，當我的一個本科生開始表現得昏昏欲睡和心煩意亂時，我就去問她是否需要幫助。她平時雖然沉默寡言，但現在敞開了心扉。她感謝我的關心和傾聽，我們還根據她的需要調整了她的實驗室工作量。為什么我能在學生需要時站在她身邊，卻沒有人能站在我身邊？

   很快，我就失去了從輔導學生中獲得快感的機會。我的忍耐被憤怒所取代，當本科生犯了簡單的錯誤時，我很難理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坐等幫助了，我終于聯系上了研究生入學時聯系過的心理治療師，并開始針對被診斷出來的焦慮和抑郁用藥。

   然后是和我的導師會面。因為我們的關系一直是嚴格的專業關系，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想知道我的煩惱，就像我的其他同事一樣。我還擔心，如果我告訴他我過得很艱難，他會看輕我。

   然而，向最親密的同事隱瞞自己的掙扎，妨礙了我在實驗室里做真實的自己——除睡眠外，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里度過的。最后，我鼓起勇氣告訴了親密的朋友和支持我的實驗伙伴。許多人聽后感同身受，我意識到，他們沒有主動聯系我，并不意味著他們不關心我。

   最后，我也告訴了我的首席研究員。一開始非常尷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更坦誠的對話。我們做出安排，盡量減少我和同事之間的沖突，并制定了一個計劃，在我的科學興趣和畢業時間之間取得平衡。雖然我仍在努力改善我的心理健康狀況，但我終于覺得自己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這段經歷讓我明白，當需要幫助和支持時，我需要開口尋求幫助。而當幫助出現時，即使這幫助是來自一個不太可能的來源，我也應該接受它。■

Angela Q. Zhang 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健康科學與技術項目醫學博士候選人。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

DOI: 10.1126/science.371.6524.98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1年1月1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1.65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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