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教室，心里很緊張。這不是我第一次給本科生教授人體內分泌生理學，我對材料很熟悉。但今天的講座不一樣，我調出了一個假設的癌癥病人的幻燈片，并告訴他們：“病人X的切片檢查發現其乳房有浸潤性癌。”我描述了她在進入緩解期之前所經歷的數月的化療、手術和放療。然后，我向學生們介紹了醫生給她實施的激素療法——醫生希望這些藥物能限制剩余癌細胞的生長并防止復發。在最后一張幻燈片上，我給他們看了我化療最后一天的照片并告訴他們：“我就是X病人。”

   當我開始教職工作時，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一個深入研究個人病史的講座。在學生和同事面前，我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的專業人士。當時我只有28歲，剛從博士項目畢業，期待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授。

   但在我擔任教職的第二年，這一切都改變了，我被診斷出患有一種侵襲性乳腺癌。在接受治療期間，我繼續工作，這意味著可以清晰地看到化療的跡象（比如脫發）。我把病情告訴了班上的本科生，一方面是為了減少他們好奇的目光；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他們，治療可能會影響教學。

   我很感激學生對我的同情和關心，他們為我整理了愛心包裹，留下了卡片，為我的康復祈禱。他們的成熟和同理心讓我大吃一驚，同時提醒我，他們也是人，他們的母親或祖母可能患有乳腺癌，他們可能有宗教信仰要求他們祈禱。

   當我的頭發又長出來的時候，我不想再變回以前的那個教授。我希望學生首先把我看作一個人，其次才是一位教授。希望我的故事能告訴他們，他們所學的科學與現實世界息息相關。在確診一年后，我開始了關于X病人的講座。

   在將近5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做這個講座，帶來的都是我病情緩解的好消息。“這就是醫學的力量！”我告訴他們。這種緊張從未消失，我發現談論身體和疾病是一種情感上的嘗試，我堅持了下來，因為演講產生了影響。每次都有幾個學生下課后留下來或者給我發電子郵件，明確表示他們欣賞我的誠實。

   2020年3月，就在大多數人的生活被新冠肺炎大流行顛覆的時候，我接到了腫瘤醫生的電話：我的癌癥復發而且擴散了。這個消息讓人難以接受，但我決定繼續教學、研究和服務活動，因為我感覺身體和以前一樣。在我看來，工作可以讓我從看醫生、檢查和掃描的壓力中解脫出來。

   是時候更新X病人的病情了。起初，我補充了激素治療的細節，以及“時間會證明一切”的不圓滿結局。最近，我又補充了一些比較樂觀的消息——X病人的三線輸液化療似乎有了一些效果，她肺部的轉移性結節在大小和數量上都有所減少，未來可能會有新的治療選擇。

   我的診斷很可能縮短了我作為一名科學家、導師和老師所能建立并留下遺產的時間。然而，它也給了我一個強大的工具。它幫助我在個人層面上與學生建立聯系，挖掘他們的同理心，并向他們展示為什么學習很重要。我相信自己的故事是整個學期教學中最重要的課程之一。■

Anne Crecelius是戴頓大學副教授。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2.6542.654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1年5月7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2.6542.654。